史官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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史皇氏 - 仓颉,黄帝时代的史官。

史官,地名。以仓颉庙及仓颉墓,而受关注。史官村,原名利乡亭,黄帝左士官生于此,葬于此,后人为纪念这位先祖而改名“史官”。

在中国历史上,设立史官,记录国家大政和帝王言行,是一种由来已久的制度和传统。

在夏代的奴隶制国家机构中,已设置了史官。《吕氏春秋·先识篇》记载:夏桀荒淫无道,太史令终古出其图法进行劝谏,无效,即弃而奔商。

商周时代,甲骨文中有“作册”、“史”、“尹”等字。《说文解字》:“史,记事者也,从又持中。”即史的初义是指古代记事之官吏,即史官。金文有“作册内史”、“作册尹”的记录。据王国维在《观堂集林》中考证,“作册”和“内史”是同样的官职,其长官称“尹”,都是掌管文书、记录时事的史官。《周礼·春官》记载周王室设有五史。

(一)大史 职位很高。新王登基,大史参加策命典礼。王为国家大事有时还会访问大史。如《国语·晋语》载胥臣曰:“文王访于辛、尹(辛甲、尹佚,二人皆周大史)。”有时大史还命令百官规诫王的缺点,如《左传》襄公四年载:“魏绛曰:昔周辛甲之为大史也,命百官箴王缺。”此外,大史还掌记录时事,保管文书等。

(二)小史 秩卑,金毓黻说:在古代史籍中一般称之为“史”。《周礼》云:“凡国事用礼法时,佐大史,掌其小事。”

(三)内史 其秩最尊。《周礼》说内史掌策命诸侯及孤卿大夫,掌书王命。如《左传》僖公二十八年载:“王命内史叔兴父策命晋侯为侯伯。”有时,内史还奉王命出使诸侯国,《左传》僖公十六年载:“周内史叔兴骋于宋。”

(四)外史 秩卑,《周礼》云其职务是“掌四方之志,掌三皇五帝之书。”

(五)御史 秩卑,又一名柱下史。其职务是掌管图书等。

春秋时期,“君举必书”,有大史、小史、内史、外史、左史、右史等史官。“大史掌国之六典,小史掌邦国之志,内史掌书王命,外史掌书使乎四方,左史记言,右史记事。”(刘知几:《史通·史官建置》)。《礼记·玉藻》说是“动则左史书之,言则右史书之”。可见,史官的分工和职责是十分细致、明确的。

秦汉以后,史官的名称繁多,职务各异,但史官的设置却一直保留下来。秦归太史令,汉置太史公,史官职责由太史公负责,常务工作由史书令史承担。唐设起居郎,还有兰台令、柱下史、著作郎、左右史等等,历朝历代都有史官。

唐朝刘知几著《史通》,对古代史官建置的起源与演变,有详细记述。他认为史之为用,是“记功司过、彰善瘅恶、得失一朝、荣辱千载"的大事。假如没有史官,就会善恶不分,是非不辨,功过不清,结果是"坟土未干,妍媸永灭”。因此他说:“苟史官不绝,竹帛长存,则其人已亡,杳成空寂,而其事如在,皎同星汉。用使后之学者,坐披囊箧,而神交万古;不出户庭,而穷览千载。见贤而思齐,见不贤而内自省。若乃春秋成而逆子惧,南史至而贼臣书。其记事载言也则如彼,其劝善惩恶也又如此。由斯而言,则史之为用,其利甚博。乃生人之急务,为国家之要道。有国有家者,其可缺之哉!”其实,对于“史之为用”,历代帝王心里也很明白。不过,他们设置史官,沿用“君举必书”的春秋传统,并不考虑什么彰善瘅恶、激浊扬清的问题,目的只是为自己树碑立传,流芳百世。《史记·孟尝君传》载:“孟尝君待客坐语,而屏风后常有侍史,主记君所与客语。”侍史记些什么?后人不得而知。大概是记述他“好客自喜”的善举,总不会让侍史记述他在路经赵国时,只因赵人出观,笑称他“乃眇小大夫”,便击杀数百人的罪行吧。

历代帝王对于史官们载言记事,都是字斟句酌,斤斤计较。至于"君举必书",却是有选择、有条件的。有了功绩,做了好事,当然要大书特书。就是没有功绩,没干好事,也要虚构一些载入史册;或者“假人之美,藉为私惠”;或者颠倒黑白,把坏事说成好事。总之,“自称我长,相谓彼短”,“略外别内,掩恶扬善”(刘知几:《史通》),凡是对自己有利的事,"必书"无疑;凡是对自己不利的事,万万不可见诸史册。帝王们或多或少都会干一些坏事,那些贼臣逆子、淫君乱主,干的坏事就更多,但是干归干,举归举,要载入史册,传之后代,是绝对不允许的。"秽迹彰于一朝,恶名披于千载",有哪一个帝王愿意把自己的"秽迹"载入史册呢?所谓"君举必书",不过是一句假话。只有在古代史书作为宫廷秘籍,由太史负责的时候,史官有记载特权,皇帝是不能察看史官记载。

史官们对于“君举必书”的态度颇为认真。中国古代的史官有“秉笔直书”好传统,尤其是司马迁这样一个特殊的史官,成为后世史官竞相继承的品藻和史德。他们都知道"史之为务,申以劝诫,树之风声","夫所谓直笔者,不掩恶,不虚美,书之有益于褒贬,不书无损于劝诫"(刘知几:《史通》)。因此,对帝王们的言行,随时都要记录下来,不管你"举"得对不对,都要"直书其事"。那怕把屠刀架在脖子上,也要说真话,不说假话。"宁为兰摧玉折,不为萧敷艾荣",绝对不能"兰艾相杂,朱紫不分"。

帝王和史官,一个要"自称我长"、"掩恶扬善",一个要"直书其事,不掩其瑕";一个要文过饰非,一个要"君举必书";一个要为自己树碑立传,一个要对后人"申以劝诫"。两种目的,两个标准,南辕北辙,形成两种力量的尖锐矛盾和较量。较量的结果,常常是权力压倒亢直者,屠刀强过笔杆子。在封建君主专制下,史官们屡遭厄难,原因就在这里。

起居录则是史官对帝王言行的严格把控与记载,早在周已有,那是称为“内史”。历经秦汉魏晋南北隋唐宋……而不衰,皇帝皆无全干预,但这种风气却被李世民打破。至此以后,有唐以来,帝王阅著并非罕见之事,却使得历史逐渐朝着扭曲的方向发展。

著名历史学家 司马迁,编撰《史记》

班固,编撰《汉书》

陈寿,编撰《三国志》

司马光,及其门客编撰《资治通鉴》

用鲁迅先生话说,自太史公以后“中国史书便成为帝王将相的家史学”,当然,这句话不是完全对的,但至少说明了一点,自太史公后,史官们在史书中的记载内容开始忌讳本朝君王。而史官真正的责任便是“刚直不阿”,无所畏惧,记录历史的一点一滴。从而也就有了坊间的野史。